第5版(理论)
专栏：

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珍贵文献
——《李维汉选集》介绍
余鉴则　袁延华　石光树
《李维汉选集》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尤其对于学习、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历史，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很有意义。
李维汉同志是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1948年10月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选集》收入李维汉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四十七篇（二十七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二十篇，这部分文章反映了他从大革命以来，在领导湖南革命斗争、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推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和作出的卓越贡献。
《选集》的重点是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作。
统一战线方面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亟待明确解决，党内一部分同志暴露了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思想，有待教育克服。在这种形势下，李维汉于1950年3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选集》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他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明了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说明了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重要和必要，提出了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是1951年4月李维汉在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当时他兼任政务院秘书长。这篇报告正确解决了党同党外人士在政府机关合作共事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如使担任政府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党人士；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对于搞好政府机关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李维汉及时地分析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向工人阶级和平屈服了；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来说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大多数少数民族已先后走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他提出今后七年统战工作方针应当是把教育工作当作中心任务，用反复教育的方法，帮助各界人士和工商业者提高思想觉悟，逐步达到同他们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地位相适应。这个文件经党中央批准，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文件。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李维汉就统战工作作了重要发言，《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一文是这个发言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必须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主要是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
《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以后，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而起草的文件。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个方针的依据；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参、代、监、改的作用（即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参加协商、决定和执行；代表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通过提出意见和批评，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推动和帮助他们所联系、代表的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强调在继续加强党对民主党派政治领导的同时，要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提出了有关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个文件在1956年10月提出以后，曾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不久因开展反右派斗争，未获结果。这是李维汉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这以后的长时期内，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失误，李维汉在统战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左”的失误。1958年下半年以后到1962年上半年，他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坚持贯彻中央关于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指示，如结束在党外的反右整风运动，推动各方面党外人士参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肯定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有进步，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在三年困难时期，采取“神仙会”的方法，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等，协助稳住了这条战线，对于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贡献。《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一文，是他在1962年5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起草的一个意见书。他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和周恩来在广州会议讲话的精神，总结了1958年以来统一战线的深刻变化，明确提出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过去，阶级斗争的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并且据此提出，统战工作要坚持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安排使用、贯彻政策、继续改造等任务。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却被错误地说成是鼓吹修正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被颠倒的是非才重新颠倒过来。
《使政协工作活跃起来》，是1962年7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节录。在此之前，周恩来在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有新发展，即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扩大民主生活。李维汉的讲话体现了这个精神，强调政协活动要发扬民主，活动形式要多种多样，讨论问题要百家争鸣，使政协“象个民主之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是李维汉全面系统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经验的文章，对于研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有重要意义。
民族工作方面的著作
李维汉从事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在1939年担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时期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中央领导下主管民族工作。他以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提出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对于成功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1951年4月，他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就是在签字仪式上发表的。从此，西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是1951年12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大纲。当时他兼任国家民委主任。报告中阐述了建国之初民族工作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从民族压迫的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普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建国以后，不少民族地区面临社会改革的问题。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关系少数民族的进步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李维汉在1953年提出，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1956年7月，他总结了几个民族地区实行改革的经验，在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关于和平改革的八条看法》就是这次汇报的提纲。
《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58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阐明了伊斯兰教制度与回族发展的矛盾；如何正确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规章制度及改革；对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等问题。这是一篇专门论述宗教问题的重要文献。
1961年到1962年，李维汉以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针对1957年以后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作过多次讲话，写下多篇文章。收入《选集》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是他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针对“左”的错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十个问题，批判了忽视甚至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错误言论，纠正了1957年后出现的急于实现民族融合的错误倾向，指出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产生了民族融合的某些因素，但总的说不是民族融合的阶段，而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民族差别还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排斥民族形式的多样性。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成为纠正“左”的错误、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有力武器，而且具有长期指导意义。
李维汉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遭到错误批判，“文革”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已年过八旬，沉疴在身，仍然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选集》收入了他晚年的著作九篇。
李维汉晚年十分重视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他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相当深的特点，及其在“文革”中的突出表现，提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要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这一课。他指出，“我国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地主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没有进一步去清算封建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在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这种封建主义传统就以另一种形态日益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员。”他郑重地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建议。小平同志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要求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此后，中央在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措施等方面，都考虑到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的这个建议，在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作了说明。
李维汉晚年继续关怀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选集》中《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是为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三十周年而作。文中阐明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光明道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是李维汉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论述统一战线的著作，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文章最后提出，“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我们希望中国统一战线继续发扬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优良传统，更好地担负起它的伟大历史使命”。